中國對沖基金資產規(guī)模達8731.5億元

 

對于大多數國人而言，了解對沖基金都是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，對沖基金的負面色彩也因此一直很濃厚。不過，從本次對沖基金峰會透露的信息來看，有“壞孩子”之稱的對沖基金開始被行業(yè)“正名”。

 

“當時，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對沖基金對東南亞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沖擊，其后很長一段時間，很多中國投資人都認為對沖基金是通過黑匣子式的復雜操作，對市場進行投機性砸盤獲利。”中國基金業(yè)協(xié)會黨委書記兼副會長洪磊表示，“隨著我國金融市場逐步發(fā)展完善，對沖基金也開始逐步被國內投資人認可和接受。”

 

除了歷史原因之外，業(yè)內人士分析稱對沖基金遭受的誤解可能還與其復雜性有關，因為要使用各種衍生工具，特別是要用到做空和杠桿工具，對沖基金的交易行為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可能更加復雜，缺乏足夠的透明度，可能會造成區(qū)別于傳統(tǒng)基金產品的新型風險。

 

對此，永安期貨總經理施建軍指出，“人類社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多頭社會。人們總是擁有一種資產，并承擔擁有這種資產的風險。直到人類發(fā)明了期貨，才能有效的管理多頭的風險。再到后來，又有了期權這種更先進的工具。談做空就色變，是我們市場不成熟的一種表現。”

 

普遍的行業(yè)定義里，對沖基金的英文名稱為Hedge Fund，意為“風險對沖過的基金”，起源于上世紀50年代初的美國。其操作的宗旨，在于利用期貨、期權等金融衍生產品以及對相關聯的不同股票進行實買空賣、風險對沖的操作技巧，在一定程度上可規(guī)避和化解投資風險。

 

不過，在一些行業(yè)人士看來，給對沖基金下定義有些難度。“我從來沒有見過對沖基金的準確定義。”全球最大對沖基金美國橋水基金中國區(qū)總裁王沿稱，“據說最早是一位財經記者Alfred W.Jones創(chuàng)造了‘對沖基金’一詞”。記者了解到，1949年Alfred W.Jones第一次確立了對沖基金的結構。為了中和市場總體的波動，Jones采用買入看漲資產，賣空看跌資產的手法來避險，他把這種管理市場總體波動的風險敞口的操作稱為“對沖”。

 

經歷了60多年的發(fā)展，對沖基金目前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一支令人矚目的投資力量。資料顯示，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全球對沖基金行業(yè)保持顯著增長趨勢，資產管理規(guī)模不斷擴大，除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全球對沖基金資產管理規(guī)模出現下滑之外，過去20年間全球對沖基金數量增長近15倍，資產管理規(guī)模增長近50倍。據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，全球大約有一萬多家對沖基金管理公司，整個對沖基金市場資產管理規(guī)模達到2.82萬億美元。

 

就中國而言，據洪磊介紹，2001年以來，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基礎工程逐步完善，特別是融資融券、股指期貨的推出，我國對沖基金也駛入快速發(fā)展的快車道，開始逐漸被越來越多的投資人認知認可和接受。截至2015年4月底，我國正在運作的對沖基金品種一共6714支，資產規(guī)模達到8731.5億元。

 

對沖基金中外差異大

 

作為一個舶來品，中外對沖基金行業(yè)發(fā)展存在明顯差異。行業(yè)人士指出，基于金融市場的不同發(fā)展程度，國內對沖基金領域存在著機構投資者參與度不夠、做空工具偏少、產品同質化等問題有待完善。

 

景林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蔣錦志指出，目前中國的對沖基金與海外對沖基金的投資主體不同。

 

“海外的投資人百分之八九十是機構投資人，像養(yǎng)老金、保險公司、壽險公司，國家的主權基金，還有一些類似于大的家族企業(yè)、老牌的美國、歐洲很多家族企業(yè)，還有一部分資金專門倒手，成立了所謂基金中的基金，或者是母基金來投資對沖基金。相比而言，國內的投資人百分之八九十反而是個人投資，包括公司的創(chuàng)始人、高管等，而國內的機構、壽險資金、差不多3萬億元的養(yǎng)老金，其實還沒有大規(guī)模的進入這個市場。”蔣錦志表示。

 

對此，中國絕對收益投資管理協(xié)會理事長聶軍認為，內地機構投資行為的散戶化使對沖基金面臨很多挑戰(zhàn)，對沖基金行業(yè)需要機構化的投資管理者和機構化的基金管理人。

 

因為，兩種投資主體各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市場投資趨勢，進而決定了對沖基金在不同市場投資氛圍的發(fā)展狀態(tài)。記者了解到，海外機構投資者最大特點要追求盈利長期的穩(wěn)定性，以及基金盈利的來源，有一套非常嚴謹投資理念和投資邏輯，對每一個私募基金管理人、信托責任、風控和合規(guī)有高度要求；但是，大部分境內的投資人，往往只關心今年賺多少錢，去年賺了多少錢，不關心這個錢通過什么方式、什么樣的風控體制，以及波動度有多大。

 

蔣錦志介紹道:“有一些海外投資人在選擇公司時，甚至要求每一個基金產品設立獨立董事。有一家非常大的機構要求很高，但我們的基金里面獨立董事方面的制度不滿足其要求，結果遭一票否決。這一點海外機構投資者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要求，甚至一些要求遠遠要高于監(jiān)管機構的規(guī)定。”

 

此外，中國目前對沖基金種類還比較單一，股票型的為多數，且股票型大部分偏多頭，而缺乏中性策略、相對價值、絕對回報、事件驅動套利等投資策略類型的產品。

 

行業(yè)人士指出，目前中國對沖基金多樣化和普遍性不夠，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缺乏不少衍生工具，包括有一些指數不能做對沖，借股票也是比較難的，各種原因導致中國私募基金做對沖的比海外的要少很多。

 

因為國內對沖基金即便發(fā)現某只股票明顯高估，對沖基金管理人卻無處融券賣空，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使用股指期貨替代，但這種方式的效率不高。據了解，監(jiān)管部門一直忌憚于融券的做空功能影響市場信心，因而融資融券一直以融資獨大，而融券卻長期裹足不前。

 

近期中國證監(jiān)會終于放開政策，允許公募基金參與融券，以增加券源，但是私募基金和普通投資者持有的股票仍然不能作為融券來源。“這是一種財產權利的不對等。同樣是股票，為什么公募基金可以出借，私募和散戶就不能出借？”施建軍表示。

 

成熟的金融市場被認為是中國對沖基金想要快速發(fā)展的重要保障。美國金融分析師協(xié)會CFA全球CEO Paul Smith表示，私募聚集，資本聚集，非常發(fā)展完善的資本市場、證券市場、期貨市場，是目前美國形成全球對沖基金行業(yè)主導權和領導權的原因。

 

此外，國內的私募產品同質化問題普遍。蔣錦志表示:“例如，同一個產品在不同渠道可能多到有十幾個不同的產品，其實不太利于整個基金的后臺管理，也不太利于整個外部評價整個基金的產品。”

 

期待細化監(jiān)管政策

 

對沖基金在國外是一個相對成熟的產品和概念，在中國則是一個新工具，新手段，新產品。與制度的博弈，將是未來對沖基金在中國發(fā)展道路上無法避免的一個問題。在上述峰會上，中外行業(yè)人士對監(jiān)管的進一步完善表達了諸多期待。

 

作為六家中國首批QDLP(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)成員代表機構之一，英仕曼中國區(qū)主席李亦非說:“有市場，才有監(jiān)管。”她在回憶爭取QDLP項目的過程時，表示自己感受到上海監(jiān)管層堅定的改革決心，拿到各方面批文的速度很快；將海外對沖基金公司引入中國，并規(guī)定他們在上海成立全資子公司的做法實際上有效避免了將這些業(yè)務推至脫離監(jiān)管的“灰色地帶”。“我們費了這么大的勁進來，說明我們對這個項目有極高的信念，而我們成立了公司也有了行業(yè)，你可以更好地監(jiān)管我們。”

 

所謂QDLP，即允許注冊于海外，并且投資于海外市場的對沖基金，能向境內的投資者募集人民幣資金，并將所募集的人民幣資金投資于海外市場。

 

記者了解到，早在2012年3月，上海QDLP政策就獲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復。但相關部門一直保持低調，一直到當年9月有媒體報道第一批共6家境外對沖基金獲得QDLP資格，包括城堡投資(Citadel)、橡樹資本(OakTree)、英仕曼集團(ManGroup)、奧氏資本(Och－Ziff)、肯陽資本(CanyonCapital)以及元盛資本(Winton)。首次試點額度有限，每家僅5000萬美元，共3億美元。

 

今年2月2日，英仕曼集團宣布已經成功完成其QDLP基金的募集，基金的投資者以機構投資者為主，其中包括中國工商銀行和中信證券。在李亦非看來，與對沖基金的誕生歷史相比，中國正處于這一業(yè)務的起跑線，近三年的發(fā)展已經使得機構投資人比例由5％增加到15％，但是與海外對比依然較低，她預測經過剛開始的叢林競爭時代，最后可能會由30％的機構管理70％的市場資產。

 

據悉，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已批準5家境外資產管理公司獲得第二批QDLP資格，額度均為1億美元，這與首批成員5000萬美元相比翻倍增長。

 

通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呂紅表示，上海第二批的QDLP其實也是在不斷演變過程中，例如第二批QDLP已經可以嘗試契約型基金，另外從隨后深圳、青島、重慶等地推出QDLP的項目來看，這一試點的范圍其實在慢慢擴大，也不再局限于對沖基金。

 

呂紅認為，深圳QDIE更加靈活。“深圳的QDIE制度是在參考上海QDLP的基礎后，進行了大量改良的結果。相比QDLP，QDIE非常靈活。如深圳允許境內和境外金融機構兩類，上海只允許境外的金融機構；在深圳不管境內還是境外金融機構都允許。如在深圳前海設一家公司，就可以向深圳市政府申請QDIE的資格，獲得資格后就可以發(fā)行基金私募產品。”

 

君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謝青則表示，她期待接下來監(jiān)管層可以出臺更多監(jiān)管細節(jié)，例如對于信息披露、市場銷售等問題為私募基金制定更細致的規(guī)則。呂紅稱，現在非常多的境外資產管理公司等待中國政策的變化。

 

多位與會外資機構人士認為，中國資本市場的終極目標是開放，他們也表示希望政府為海外機構在中國境內開辟更多的發(fā)展機會，期待監(jiān)管進一步開放。美國全國期貨業(yè)協(xié)會主席Christopher K.Hehmeyer認為，對沖基金對中國而言是新事物，需要有一整套制度，不斷完善監(jiān)管體系。

 

Paul Smith談及對沖基金在中國的發(fā)展前景時表示，對沖基金是一個入行門檻很低、但要長期成功門檻極高的行業(yè)，只有真正的適者才能生存；中國的金融格局目前處于轉型之中，人們對于對沖基金的接受度和重視度都在提升，而要推動其在中國更好發(fā)展，需要確保有效監(jiān)管、提升機構專業(yè)性。

必須堅持專業(yè)主義

在業(yè)內人士看來，我國對沖基金發(fā)展空間巨大。“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發(fā)展到今天這個體量的時候需要對沖了，財富管理市場的產品、手段、結構性需求前所未有。”國信證券總裁陳鴻橋說。

 

洪磊也表示對沖基金是市場為了風險可控、收益可期而逐步摸索出來的一種模式，其平滑市場波動和追求絕對收益的特性，可以服務于養(yǎng)老金等長期資金入市的需求。但如何才能更好地發(fā)揮對沖基金的市場功能呢？

 

洪磊用了病人和醫(yī)生的比喻回答了這個問題。他認為，財富管理是“受人之托，代人理財”，投資人自擔風險，自享收益，管理人作為管理顧問獲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費，或是按照約定進行業(yè)績提成；投資人出于對管理人專業(yè)能力的信任，在沒有保本保收益的情況下將自己財富的控制權、處置權交付給管理人。“就像病人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了醫(yī)生”。

 

洪磊提出，在財富管理行業(yè)，管理人應當像醫(yī)生對待生命一樣對待受托資產，必須履行自己對投資人的專業(yè)主義誓言，必須在專業(yè)上堅持創(chuàng)新、不斷精進。

 

他進一步提出，對沖基金應當要下功夫研究資本市場價格變動的規(guī)律，在投資策略交易策略上不斷踐行這些規(guī)律，俗話說:“知易行難”，其實在資產管理行業(yè)知不易，行更難，要堅持是最難；對沖基金要勇于破冰，打破現在市場上投資工具單一化同質化的層面，積極發(fā)展差異化標準化的七個投資工具，找到自身優(yōu)勢與市場接軌的最佳結合。

 

對于對沖基金的投資，王沿表示，最重要是對市場的了解，是能不能持續(xù)給投資者帶來穩(wěn)定市場回報。

 

對此，洪磊表示贊同，他認為:“面對不確定的市場，對沖基金機構要建立鼓勵學習和自我反思的企業(yè)文化，形成敢于試錯、勇于糾錯、善于容錯的企業(yè)機制，尊重專業(yè)人士獨立思考的權利，允許專業(yè)人士堅持自己的投資哲學和操作理念，為持續(xù)自我改善和自我完善創(chuàng)造機會和空間。”

 

記者了解到，國外媒體評選前100名基金有六大標準:α的創(chuàng)造力、基礎設施、合規(guī)能力、研發(fā)能力、客戶一致性和透明度。就對沖基金而言，太盟投資的創(chuàng)始人Chris Gradel指出，對沖基金有兩大核心，特別是對投資者來講，第一投資者表現出更大的風險意識，購買的回報要求比購買股票更強，要使用對沖的工具，為投資者構建更好的回報；第二要進一步去賺錢，不管任何市場，金融工具存在作用就是要獲得更大的回報，對沖基金也毫不例外。

 

據悉，目前我國對沖基金策略已經從股票、債券、宏觀策略逐步拓展到事件驅動、相對價值、管理期貨、符合策略和其他策略，量化工具的使用更為廣泛成熟和有效，一些綜合背景的投資團隊開始啟航出海，在全球可投資市場范圍內進行市場配置，使用海外市場金融衍生工具進行對沖。

 

“中國對沖基金現在國際化的程度會越來越高，現在開始有一部分中國內地優(yōu)秀的對沖基金經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開始在香港設公司，也有越來越多的境外機構在中國設公司，做量化，做行政服務。整個中國私募基金業(yè)的國際化也會越來越高。”蔣錦志指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