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為何市場擔憂日本債務問題？基本面惡化，疊加“615”恐慌

日本“615”國債期貨暴跌熔斷事件，引發(fā)了市場對日本債務問題的擔憂。6月15日，日本國債期貨大幅下跌，并接連在13點54分、13點55分，二度觸發(fā)大阪證券交易所的熔斷機制。按照日本交易所集團的機制設計，國債期貨類產品熔斷觸發(fā)需要價格單邊波幅達2日元。當日，日本7-10年期國債期貨一度暴跌2.01日元，創(chuàng)2013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。隨后6月17日，日央行仍堅持維持當前超寬松貨幣政策，以0.25%的固定收益率無限制購債。但這一事件引發(fā)了市場對日本當前貨幣政策的廣泛質疑，與對“日債危機”全面爆發(fā)的擔憂。

收緊的外部環(huán)境、與升溫的通脹預期推動日債利率持續(xù)上行，0.25%的上限目標在日央行無限量購債之下才得以維系。近期，內外力量均在推動日債利率攀升。一方面，發(fā)達國家央行多數收緊，快速攀升的歐美國債利率在套利機制下，使日債收益率也面臨上行壓力；另一方面，日元持續(xù)貶值、疊加油價高企，導致日本輸入型通脹壓力迅速抬升，也帶動利率的上行。為了維持對收益率曲線的控制，日央行在近4個月顯著提高了購債規(guī)模，累積購債高達6.4萬億日元。

外資機構的交易行為，則在期貨市場直接刺破了這一上限。隨著6月17日日央行議息會議的臨近，外資機構開始押注日央行的政策轉向。從OIS掉期率來看，通脹的持續(xù)上行、日元的大幅貶值，使得近期市場對今年日央行加息的預期快速升溫，從6月12日的5.6%迅速上升至15日的42.9%。這一背景下，外資機構避開現貨市場的直接交鋒，大舉做空日債期貨，最終導致了日債期貨暴跌。

2、日本債務問題有多嚴重？國債違約概率不大，結構性風險仍存

當下市場最擔憂的是日本政府債務風險，從外債比例、短期還本付息壓力等指標來看，日債短期違約風險不大；但國債利率一旦失控，償債壓力或快速抬升。

政府部門來看，當下日本政府杠桿率高居全球第一，但外債占比較低，短期付息壓力較小。截至2021年12月，日本政府債務/GDP高達224.9%，政府杠桿率高居全球第一。短期來看，日本國債利息償付壓力不大。1）日本國債以內債為主，外債占比僅14.3%；2）日本國債多以0.005%和0.01%等低票息率發(fā)行，當前付息壓力較小。然而，當下日本有110萬億日元國債將在1年內到期，一旦日債利率失控，償債壓力將迅速抬升。根據日本財務省測算，如果日債收益率飆升至3.3%，展期后日本政府2025年的償債成本或將高達36.3萬億日元。

與此同時，日本外匯儲備、海外資產充足，短期違約概率不高；但持續(xù)的貿易逆差對外匯儲備的侵蝕，正帶來日本外部脆弱性的上升。

當下，日本擁有1.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，高居全球第二；同時，日本持有全球第一的國際投資凈頭寸，達3.46萬億美元。這足以支撐當前日本0.74萬億美元短期外債[1]的償付。然而，近期日本貿易持續(xù)逆差，正對外匯儲備形成顯著侵蝕，2021年8月以來，日本外匯儲備規(guī)模已減少946.33億美元。如果國際收支持續(xù)惡化，外匯儲備對短期外債的覆蓋率也將快速下降，帶來日本外部脆弱性的上升，加劇違約風險。[2]

[1]日本國債均以日元為計價貨幣發(fā)行。當前日本外儲對短期外債覆蓋率約1.8倍，高于1.0的警示值，但相較世界均值3.0倍較低。

[2]經測算，如果日本貿易赤字持續(xù)維持5月的規(guī)模，日本外儲對短期外債覆蓋率或在2年內下降至1.0的風險位。

此外，盡管外資力量在拋售做空，但仍在增持的險資、養(yǎng)老金等內資機構可以緩解拋壓，避免日債收益率過快上行。除日本央行外，險資、銀行、養(yǎng)老金是日本國債的主要持有方，合計占比38.9%，遠高于外資的14.3%。這類機構投資者，多隸屬于三菱、住友等財閥，或直接隸屬于日本政府，其交易邏輯區(qū)別于歐美金融機構。2022年以來，外資拋壓下，日本險資仍增持了2.8萬億日元日債，并表達了繼續(xù)增持意愿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債收益率過快上行的風險。而日央行轉向過程中，對國債利率上限的逐步放開，也可以緩釋日債暴跌風險。

居民部門來看，當前日本居民杠桿率整體不高，且相對穩(wěn)定；但輸入型通脹壓力下，中低收入群體實際購買力或將受到一定侵蝕。截至2021年，日本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7.6%，略低于發(fā)達國家平均水平；儲蓄率為27.8%，略高于發(fā)達國家平均水平。宏觀維度而言，相對穩(wěn)定的居民債務，大規(guī)模違約風險不大。然而，輸入型通脹下，居民實際購買力正受到持續(xù)侵蝕。2月以來，日本家庭實際收入與名義收入開始出現分化，小企業(yè)員工工資增速更低；而支出方面，2月東京都無業(yè)家庭消費支出同比增長8.8%，顯著高于所有家庭的2.2%。

企業(yè)部門來看，日本企業(yè)杠桿率較高，外債占比較低；成本壓力、疫情沖擊等因素下，中小企業(yè)或面臨一定違約風險。截至2021年，日本非金融企業(yè)杠桿率達117.6%，高于發(fā)達經濟體94.2%的平均水平。在日央行特別貸款計劃的支持下，疫情期間，日本企業(yè)杠桿率進一步增加16.4%。但日本企業(yè)債務超65%均為銀行信貸，外債占比低，外溢風險有限。然而，隨著輸入性通脹壓力的抬升、疫情對服務業(yè)的持續(xù)沖擊，近期日本小型企業(yè)財務狀況惡化，線下經濟企業(yè)違約風險明顯抬升，東京商工調查顯示，35%的中小企業(yè)存在債務過剩問題。

3、值得關注的風險點？金融市場波動加劇，日元貶值的次生影響

雖然日本債務危機短期爆發(fā)的風險相對有限，但當下日央行大舉購債行為、與海外央行政策間的持續(xù)分化，仍為日本積蓄了一定風險，并可能產生次生影響。

金融體系中，日央行持有大量國債與股票，使其更易受金融市場波動影響；而大量承接日本國債，對MMT的過度踐行，也在加劇日本金融體系的不穩(wěn)定性。一方面，截至6月22日，日央行持有資產中73%為政府債券，19%為股權類資產。近期，日本國債和股指波動率快速攀升，金融市場的波動正直接沖擊日央行資產端的穩(wěn)定性。日央行的貨幣政策不確定性，已快速攀升至146；另一方面，當下日央行已直接持有日本已發(fā)行國債的50%，對現代貨幣理論的過度踐行，或使日元、日債失去合理的定價錨，金融體系的不穩(wěn)定性正在加劇。

金融市場層面，日本的外向型經濟，容易在外部沖擊下，由經濟環(huán)境惡化帶來金融環(huán)境惡化。外向型經濟的日本，能源結構高度依賴油氣資源，2020年對油氣的依賴度高達63%。原油價格上漲、疊加日元的貶值，正帶來日本貿易條件的惡化，并沖擊日本的國際收支。6月21日，日本花旗貿易條件下行至-58.8，處于歷史次低位。同時，5月，日本對外貿易連續(xù)10個月出現逆差，貿易逆差規(guī)模高達2.4萬億日元，僅次于2014年1月。持續(xù)惡化的經濟環(huán)境正進一步加劇日元風險，并向日本金融市場傳導，加劇日本金融市場的波動。

美日貨幣環(huán)境的分化、做空力量的加強，或將繼續(xù)加劇日元貶值風險；同時，日元或將帶來新興市場貨幣競爭性貶值，對部分國家造成次生沖擊。近期，日央行仍維持超寬松貨幣政策，持續(xù)分化的貨幣環(huán)境、疊加期貨市場上做空日元力量的不斷走強，或仍將加劇日元的貶值風險。同時，日元貶值正向新興市場貨幣溢出，引發(fā)競爭性貶值。3月4日以來，泰銖、韓元、林吉特等貨幣兌美元貶值幅度均超5%。這或將引發(fā)，馬來西亞等外債占比較高國家的次生風險。

經過研究，我們發(fā)現：

1）6月15日，日本國債期貨暴跌熔斷事件引發(fā)了市場對日本債務問題的擔憂。基本面上，收緊的外部環(huán)境、與升溫的通脹預期推動日債收益率持續(xù)上行，0.25%的上限目標在日央行的無限量購債之下才得以維系。交易層面，隨著日央行議息會議的臨近，外資機構的交易行為則直接導致了日債期貨閃崩。

2）當下，當下市場最擔憂的是日本政府債務風險，但較低的外債占比與付息率、充足海外資產支撐下、內資機構增持下，短期違約風險不大。利率上升加劇的償債壓力、貿易逆差對外儲的侵蝕，均是值得關注的中期風險。短期而言，居民部門債務相對穩(wěn)定，但通脹對實際購買力的持續(xù)侵蝕，或加劇中低收入群體的違約風險；企業(yè)部門，中小企業(yè)的困境同樣值得關注。

3）雖然日央行的持續(xù)購債，緩釋了日本債務危機短期爆發(fā)的風險。但日央行與海外央行政策間的持續(xù)分化、對MMT的過度踐行，仍為日本積蓄了一定風險，并可能在部分債務相對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，引發(fā)次生沖擊。

風險提示：

1、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超預期：全球流動性收緊，資本市場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。

2、日央行政策轉向超預期：持續(xù)貶值的日元、日債做空力量的持續(xù)加強，或導致日央行超預期轉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