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戰(zhàn)后全球機制，無法持續(xù)地維持和管理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，尤其是在經濟與貿易領域?！痹诘诙猛鉃┙鹑诜鍟?，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·沃爾夫（Martin WOLF）說道。

他表示，新冠疫情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，帶來了劇烈震蕩，但疫情本身并不會帶來新的變化，而只是此前既有趨勢的加速劑——疫情爆發(fā)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全球不平等現(xiàn)象不斷加劇，經濟貿易自由化進程早已放緩。

他認為，各國“基本的共同利益”就是和平與繁榮，各國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、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(zhàn)，二要就如何應對全球挑戰(zhàn)達成最低限度的協(xié)議，開展有紀律的、基于規(guī)則的合作。

特別地，在貿易協(xié)商方面，超級大國需要就產業(yè)政策、知識產權、貿易開放、投資開放這四個主要領域重啟談判?！霸诶硐肭闆r下，談判是在國際多邊框架下進行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，在純雙邊的框架下進行?！瘪R丁·沃爾夫表示。

談及美國大選及其影響，馬丁·沃爾夫稱“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”——

它會改變一切，因為拜登政府會重新參與多邊框架、重新加強與盟友的關系、重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(zhàn)、重新?lián)肀Э茖W。

它什么都無法改變，因為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大國，比過去更具防御性、更崇尚保護主義。最重要的是，比起過去，美國會對中國的科技發(fā)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態(tài)度。

“總之，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(zhàn)是如何盡可能在多邊框架下、在不導致國際關系完全崩潰的前提下，盡可能有效地管理國際關系。解決中美沖突是不可能的，但管理是可能的，更是必要的。”他強調。

以下為馬丁·沃爾夫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的演講全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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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基本觀點是，我們當前面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。

我接下來要談的幾個問題是：世界經濟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？新冠疫情帶來了哪些影響？在當前大國競爭的時代，全球治理將會如何演變、應該如何演變？區(qū)域主義（regionalism）在當前國際環(huán)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？美國大選結果會產生怎樣的影響？

首先談談基本觀點——我們當前面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。

自二戰(zhàn)以來，世界上第一次出現(xiàn)了兩個相互對抗的超級大國——它們在所有領域都堪稱超級大國，且兩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、彼此之間也深度融合。

這種關系與冷戰(zhàn)有著根本不同。冷戰(zhàn)時期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與蘇聯(lián)在經濟上是完全割裂開來的。冷戰(zhàn)實質上是戰(zhàn)略和意識形態(tài)的競爭，這與現(xiàn)在的情況完全不同?，F(xiàn)在的情況與后冷戰(zhàn)時代也有著本質區(qū)別，因為從所有重要的領域來看，當時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。

今天的國際形勢更像是一戰(zhàn)前。工業(yè)革命之前，不可能出現(xiàn)當下的格局，因為當時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。但是，在一戰(zhàn)前，世界上至少有五六個強國，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經濟，而且那時候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占絕對主導地位。當時的強國有英國、美國、德國、法國、俄羅斯和日本。20世紀初，中國還未能入列全球強國。

所以當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。在此背景下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戰(zhàn)后全球機制，對于調節(jié)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并不十分奏效。

這些全球機制無法持續(xù)地維持和管理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，尤其是在大國關系最發(fā)達的領域——經濟與貿易。

這種機制失能有五個根本原因：

第一，國際規(guī)則與機制的結構不完整，在貿易、技術和投資領域有著重要缺陷。

第二，目前的國際規(guī)則對超級大國行為構成的約束力非常薄弱，這是一個內在的、不可避免的缺陷。

第三，目前的國際規(guī)則無法迅速適應全球競爭格局發(fā)生的深刻變化。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2001年的中國了，但我們卻未能及時應對這種變化、相應調整國際規(guī)則與大國關系。

第四，目前的國際規(guī)則從根本上深刻依賴于主權國家之間的信任，這是支撐其運作的根本。主權國家的合法權威與權力永遠是支撐國際秩序的根本。

第五，恰恰是在我們最需要大家都信任的全球規(guī)則體系時，這種信任不可避免地會崩潰。就是因為這種信任的瓦解，國際規(guī)則體系才無法繼續(xù)發(fā)揮作用。

第二個問題：長期來看，全球經濟是如何演變的？新冠疫情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

毋庸置疑，新冠疫情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沖擊，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，帶來了劇烈震蕩。比起以前，此次經濟衰退對更多國家產生了不利影響。與以往危機相比，今年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陷入衰退，經濟大幅下滑。也就是說，沒有任何人能幸免。

預計中國將是今年唯一一個實現(xiàn)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，但也不會增長太多。我此前也提到，疫情將對經濟產生長期影響，因為其沖擊太強，會嚴重損害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。總體來看，目前的形勢正在印證這一判斷。

但我們需要更清楚地認識新冠疫情發(fā)生的背景——疫情來襲時，我們其實已經面對著諸多挑戰(zhàn)。上一場金融危機僅僅過去了12年。因此，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經歷的最大兩次震蕩，都發(fā)生在這短短的12年間。

尤其是在西方世界，我們普遍未能恢復危機前的增長率，所以比起我們13、14年前設想的情況，我們目前實際上要窮得多。同時，疫情爆發(fā)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全球不平等現(xiàn)象不斷加劇，大多數(shù)人收入增長非常不理想，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——事實上在所有西方國家——都廣泛存在，在美國尤為突出。

金融危機加上長期的不平等加劇，導致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抬頭，特朗普（的當選）集中體現(xiàn)了這一點。

事實證明，金融危機也成為了全球化進程包括貿易發(fā)展過程中的轉折點。危機后，全球貿易增長經歷了大幅放緩，再也未能恢復到危機前的活躍程度。

此外，我們要清楚，最近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重要事件是中國入世，而那已經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。因此，早在金融危機之前——更是早在新冠疫情之前——經濟貿易自由化進程就已經開始放緩了。新冠疫情是全球經濟經歷的又一負面沖擊。

第三個問題：新冠疫情產生了怎樣的影響？

我認為疫情是此前所有既有趨勢的加速劑。疫情本身并不會帶來新的變化，只是加速了之前的各種變化。

疫情凸顯了不平等現(xiàn)象，尤其是西方社會的不平等——疫情對欠缺專門技能的勞動力、年輕人、帶孩子的母親和少數(shù)族裔產生了更大的沖擊，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。

疫情也凸顯了各國之間的深刻的不平等，特別是享有政策空間的國家和缺乏政策空間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；疫情極大地加速了科技的運用，讓國際經濟更迅速地適應、轉向更加“虛擬”的當下與未來；疫情也加速了大國關系的破裂，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各國就疫情問題相互推諉責任。

以上這些是顯而易見的，但我還想強調，我們目前還是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，不管是疫情的走向還是經濟的發(fā)展。這可能涉及到我們經歷的這些震蕩所產生的長期影響。

第四個問題：在當前大國競爭的時代，全球治理會如何演變？

我們需要對“基本的共同利益”有一個清晰的定義。我認為，各國“基本的共同利益”就是和平與繁榮。

第一，為了捍衛(wèi)“繁榮”這一共同利益，我們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（global commons）、應對全球挑戰(zhàn)，特別是氣候變化。

第二，各國需要就如何應對全球挑戰(zhàn)達成最低限度的協(xié)議，才能維護和平與繁榮。根據(jù)過去的經驗，要做到這一點，我們要需要開展有紀律的、基于規(guī)則的合作。

在貿易領域，超級大國需要在兩個方面發(fā)力——

第一，它們需要在國內政策的自由度上達成更多的統(tǒng)一和一致，主要包括技術空間（technology space）、調整過程（adjustment process）、暫時性保護（temporary protection）措施以及產業(yè)政策（industrial policy）四個領域的國內政策。各國應享有怎樣的國內政策空間？應共同遵守怎樣的規(guī)則？

第二，為了更好地管理上述領域的關系，需要在哪些重要國際規(guī)則上重啟協(xié)商？這是超級大國需要考慮的問題。鑒于中國當前的經濟規(guī)模與近年來的發(fā)展，相關協(xié)商必然涉及到中國應承擔怎樣的責任。

貿易協(xié)商涉及四個主要領域：產業(yè)政策、知識產權、貿易開放、投資開放。我認為這些領域的規(guī)則都需要重新談判。在理想情況下，談判是在國際多邊框架下進行的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，在純雙邊的框架下進行。

我認為，關貿總協(xié)定、世貿組織的歷史表明，大國在多邊框架下達成協(xié)議要比在雙邊框架下容易得多，因為在雙邊框架下達成的協(xié)議中，總有一方會認為自己做出了“有失顏面的”（humiliating）妥協(xié)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愿意做出這種讓步。

所以，我們該做什么、該怎么做其實已經很清晰了。當然，我對于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并不特別樂觀，但是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。

第五個問題：區(qū)域主義（regionalism）在當前國際環(huán)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？

我認為區(qū)域主義必定會不斷增長，而且這會導致幾個大問題。

全球性的大國有著全球性的利益，而這些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疊和沖突。全球性大國沒有純粹的區(qū)域性利益，所以區(qū)域主義對它們來說永遠不夠。

當然，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規(guī)則，來管理區(qū)域關系，這恰恰就是世貿組織成立的初衷。否則，區(qū)域主義就會演變成圍繞特定范圍利益的戰(zhàn)爭，而區(qū)域之間的界限不可避免地會出現(xiàn)界定不清的情況。這也是美國政治家Cordell Hull推崇非歧視原則（non-discrimination）的原因。

最后一個問題：美國大選及其影響。

我認為，美國大選的結果會改變一切，同時，什么都無法改變（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）。

它會改變一切，因為拜登政府會重新參與多邊框架、重新加強與盟友的關系、重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(zhàn)、重新?lián)肀Э茖W。

它什么都無法改變，因為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大國，比過去更具防御性、更崇尚保護主義；最重要的是，比起過去，美國會對中國的科技發(fā)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態(tài)度。

總之，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(zhàn)是如何盡可能在多邊框架下、在不導致國際關系完全崩潰的的前提下，盡可能有效地管理國際關系。解決中美沖突是不可能的，但管理是可能的，更是必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