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為A股第一高價股、第一市值股，貴州茅臺已無敵手，并且遙遙領先，地位不可撼動。在A股市值前五大公司中，它們依次排序為：貴州茅臺(白酒)、工商銀行、五糧液(白酒)、招商銀行、農業(yè)銀行。其中，白酒企業(yè)占據兩席，這是A股的特色，但絕不是中國產業(yè)結構的特色。

截至2021春節(jié)前最后一個交易日，貴州茅臺A股收盤價2601元，再創(chuàng)歷史新高，其市值更是高達32674億元，超過了工行、招行、中行三家銀行A股市值的總和。其中，工商銀行A股市值14155億元，招商銀行A股市值11253億元，中國銀行A股市值6745億元。

2020年三季報顯示，貴州茅臺共有1400多只公募基金集中扎堆，此外，還有許多神秘的私募基金重倉其中；同樣，五糧液也有1100多只公募基金集中扎堆，當然也少不了大量的私募基金重倉其中。

基金集中扎堆貴州茅臺，是否有“抱團取暖”的嫌疑？不論答案是什么，但公募基金在投資理念與投資組合上確實存在“同質化”現象，這對“基民”來講不是好事，肯定是有風險的。

不過，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不是茅臺股價還能走多遠？“頭部”在哪里？誰是最后一棒的“接力者”或買單者？在此，我們要重點討論貴州茅臺的三個“硬傷”或稱三大危機：第一，走不出國門；第二，價格雙軌制；第三，權力尋租與腐敗。這也是長期投資者不可忽視的關鍵問題。

(一)茅臺簡史：30年規(guī)模擴張與營收暴利

1986年，“貴州茅臺酒廠”正式掛牌。

1989年，全面恢復人工踩曲，當年茅臺酒銷售首次突破1億元大關。

1996年，貴州省人民政府批準“貴州茅臺酒廠”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，更名為“中國貴州茅臺酒廠(集團)有限責任公司”(以下簡稱“茅臺集團”)。

1999年，茅臺集團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10億元。

1999年，“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”(以下簡稱“貴州茅臺”)成立。2001年，貴州茅臺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發(fā)行上市，募集資金20億元。

2007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50億元。

2010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100億元。

2012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200億元。

2013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300億元。2012年12月“塑化劑事件”爆發(fā)，白酒行業(yè)元氣大傷，杠桿擴張勢頭受阻。2013-2015年貴州茅臺營收一直徘徊在300多億元。

2016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400億元。

2017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600億元。

2018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700億元。

2019年，貴州茅臺年度銷售收入首次突破800億元，為888.5億元。

2020年貴州茅臺原定營收要突破1000億元，但年報預披露貴州茅臺預計營收977億元左右，凈利潤455億元左右。

不過，貴州茅臺“暴利”，確實是名符其實。據2019年年報，貴州茅臺毛利潤率高達91%，凈利潤率接近50%。2020年可能繼續(xù)維持這一盈利水平。

與中國先進制造業(yè)相比，貴州茅臺的“暴利”程度更是令人嘆服。貴州茅臺的營收雖不及格力電器的1/2，但其凈利潤卻接近格力電器2倍；同樣，貴州茅臺的營收不及寶鋼股份的1/3，但其凈利潤卻接近寶鋼股份的4倍。這足以表明貴州茅臺作為一家傳統(tǒng)釀酒企業(yè)，其行業(yè)“暴利”能力遠超先進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。

(二)茅臺知名度：出口外銷比例僅為3%左右

2021年1月21日，胡潤排行榜發(fā)布，200強中國品牌價值總和9.2萬億元，其中，貴州茅臺品牌價值上漲63%，首次突破1萬億元，連續(xù)第三次成為“最具價值中國品牌”；排行榜第二位天貓品牌價值僅4900億元；五糧液品牌價值翻了一番，達到2950億元，排名上升至第五。與A股市值前五排名“驚人相似”：兩家白酒企業(yè)竟入圍最具價值中國品牌前五名。這樣的排行榜，絕對代表不了中國產業(yè)結構的真實水平。

貴州茅臺是中國最知名的白酒釀造企業(yè)，并號稱是與蘇格蘭威士忌、法國科涅克白蘭地齊名的三大蒸餾酒之一，甚至還有人稱之為中國的“可口可樂”。然而，大家不要忘了，作為世界品牌，在國外必須要有足夠的知名度和銷售量，否則，只能關起國門號稱“第一”。

事實上，從出口外銷規(guī)模來看，茅臺出口只相當于威士忌、白蘭地的一個零頭。

2019年，蘇格蘭威士忌出口達到49.1億英鎊(約合70億美元)，在全球106個市場出口(按70cl瓶裝規(guī)格)數量相當于13.1億瓶。

另據法國科涅克管理局發(fā)布統(tǒng)計報告，在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1日一年時間，科涅克(Cognac)白蘭地出口達2.111億瓶，出口總值達34億歐元(約合41.5億美元)。

2019年貴州茅臺出口總值約為4億美元，大體相當于英格蘭威士忌出口總值的5.7%。2019年貴州茅臺外銷比例只有3.15%，海外華人是其主要消費者，當然，也有一些國人借出國之機，再從國外“回購”一些茅臺帶回國內。據傳，為了迎合外國人的口味，貴州茅臺在配方上作了若干改良，使其口感更甘甜、更柔和，但效果不佳。

由此可見，貴州茅臺要想走出國門，成為世界知名品牌，還有很遠的路要走，它離跨國公司的差距更遙遠。所謂品牌價值，不能只是關起國門來“大概加估計”。

(三)短缺經濟+饑餓營銷模式：價格控制與配額銷售

由于歷史原因，貴州茅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，一直沿襲了計劃經濟和短缺經濟時代的計劃配售、憑票供應模式：經銷商按計劃分配，定量供應，計劃指導定價。很顯然，貴州茅臺并非國計民生之類的基本消費品和生活必需品，其銷售模式卻仍保留計劃配售、憑票供應、定價管制，這是計劃經濟的殘留與怪胎，與市場經濟精神格格不入。

根據2019年第三季度報告，茅臺國內經銷商為2401家，國外經銷商106家。一直以來，貴州茅臺直營渠道營收比重大致在5%至10%之間，經銷商渠道營收占比高達90%以上。

貴州茅臺在生產環(huán)節(jié)“暴利”的前提下，經銷商在整個流通環(huán)節(jié)也是十分“暴利”的。這就催生了一套非常固化的經銷商“套利”模式：假設經銷商從貴州茅臺提貨10噸，只需要出貨5噸便可以收回成本，剩下的5噸囤貨待漲，成本就此鎖定，剩下的全部是利潤。

(四)貴州茅臺“價格雙軌制”：錢權交易與權力腐敗

眾所周知，價格雙軌制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出現的，它是同種商品國家統(tǒng)一定價和市場調節(jié)價并存的價格管理制度，主要涉及糧食價格及生產資料價格。這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特殊產物，在計劃經濟和短缺經濟時代，它曾產生過積極作用，但由于“價格雙軌制”產生的差價暴利，滋生了權力尋租空間，也就產生了“官倒”“倒爺”腐敗現象。

時至今天，貴州茅臺卻一直沿襲著計劃經濟和短缺經濟下的“價格雙軌制”模式來定價和銷售，人為主觀制造“饑餓營銷”的市場環(huán)境與氛圍，讓消費者在正常價格下很難買到茅臺酒，但茅臺經銷商囤貨惜售、黃牛黨炒貨、串貨與假貨等各種亂象頻發(fā)。

特別申明：以下有關“腐敗”表述直接引用了中央紀委國家監(jiān)委發(fā)布的文字材料。

在“價格雙軌制”營銷模式下，誰掌握了貴州茅臺的配額權、配售權、審批權，誰就握有貴州茅臺的生殺大權，就會擁有謀利、腐敗的機會。一瓶500毫升裝53度飛天茅臺酒的出廠價是969元，市場指導價是1499元。然而，由于供需關系緊張，想以指導價買到茅臺酒很難，商超、專賣店的價格大多在2000元以上，只要拿到酒就能掙到錢。于是，在權力染指下，茅臺專賣店成了酒中“4S店”，嚴重污染了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態(tài)和社會風氣。近12年來，茅臺集團共有五輪高管因涉嫌違法被抓捕，所涉及的職位越來越高。茅臺集團屢出腐敗的根源究竟在哪？

據中央紀委國家監(jiān)委網站披露，自2019年5月茅臺集團原黨委副書記、董事長袁仁國被通報“雙開”至今，茅臺集團及其子公司已有至少13名高管被查。一系列問題隨之浮出水面：茅臺“靠酒吃酒”腐敗的根源在何處？存在哪些制度漏洞？管理混亂背后是怎樣的政治生態(tài)？

2020年1月12日，反腐電視專題片《國家監(jiān)察》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，在第一集首次曝光了貴州茅臺觸目驚心的腐敗窩案。

袁仁國從2000年起就先后擔任茅臺集團黨委副書記、總經理、黨委書記、董事長等職務，重大事項全由他一個人說了算。他利用手中權力違規(guī)批專賣店、批“后門酒”，謀取巨額私利，最終走向違法犯罪。袁仁國一方面長期將茅臺酒經營權作為搞攀附權貴、搞政治投機的工具，通過利益輸送找“后臺”、尋“靠山”。另一方面，袁仁國靠“批酒”大肆謀取私利。2004年以來，僅袁仁國妻子和兒女違規(guī)經營茅臺酒就獲利2.3億余元，其多個親屬甚至司機也在袁仁國的幫助下違規(guī)從事茅臺酒經營，并為其他不法商人牽線搭橋，充當權錢交易的掮客。一大批經銷商、供應商千方百計和袁仁國拉關系、搭人脈，大搞利益輸送，袁仁國辦公室外的走廊，曾經每天門庭若市。

以袁仁國案為突破口深挖，貴州省嚴肅查處了茅臺集團原總經理劉自力、原副總經理高守洪等一批以酒謀私的高管，僅2019年就先后有8名集團原高管被逮捕，罪名均涉及“受賄罪”。其中，李明燦于2015年7月任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。張家齊從2011年3月起擔任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。2020年7月7日，貴州省紀委監(jiān)委發(fā)布消息對其進行審查調查。

銷售系統(tǒng)也是茅臺集團腐敗的高發(fā)地帶。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，貴州茅臺酒銷售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馬玉鵬、原董事長王崇琳、原副總經理雷聲、原華東大區(qū)經理羅愛軍相繼因涉嫌受賄被逮捕。早些時間，茅臺集團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聶永、原總經理肖華偉、原系列酒事業(yè)部負責人王靜也分別因涉嫌受賄罪被提起公訴，其中聶永、肖華偉已被判刑。這個腐敗高發(fā)地帶的產生，與茅臺酒營銷體系異化導致的價格背離有關。

身為貴州茅臺酒銷售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王崇琳之妻的李太明，為茅臺酒經銷商在簽批零售茅臺酒、增加合同計劃量、專賣店日常管理等方面謀取利益，非法收受名牌手提包、手鐲、珠寶項鏈等財物。王崇琳、李太明夫妻雙雙受賄暴露出的茅臺“近親繁殖”、家族式腐敗等問題同樣觸目驚心。

2019年，貴州省監(jiān)委駐茅臺集團監(jiān)察專員辦公室掛牌成立，權力的籠子進一步扎緊。2020年4月27日，貴州紀委監(jiān)察委網站披露，該省2019年狠抓領導干部利用茅臺酒謀取私利問題，已嚴肅查處利用茅臺酒謀取私利問題397起，處理379人，黨紀政務處分284人，移送司法機關80人，督促取消通過違規(guī)違紀違法手段獲得的茅臺酒經營權。

(五)建議貴州茅臺廢除固定渠道和價格管制

貴州茅臺是壟斷專賣品嗎？當然不是！它比國計民生的石油還重要嗎？為什么要壟斷銷售和定價？為什么要專賣？

貴州茅臺真的是稀缺品、奢侈品嗎？它比黃金、鉆石還稀缺、還珍貴？黃金與鉆石的銷售與價格不受任何管制，為什么貴州茅臺還要采用計劃經濟、短缺經濟時代的計劃分配、價格管制？

貴州茅臺既然是奢侈品，而非基本消費品，更不是消費必需品，就應該完全放開市場和價格，由國家稅務局開征高額奢侈品消費稅，讓奢侈品消費者多納稅、多消費。這難道不好嗎？

目前中國白酒(包括糧食白酒和薯類白酒)消費稅從價比例稅率為20%，這對普通白酒(比方，每瓶價格在100元以下)而言是適當的，但對納入奢侈品的白酒系列(比方，貴州茅臺和五糧液)則應提高其消費稅率，可以參照煙草消費稅率來執(zhí)行。

中國現行香煙消費稅稅率：在生產環(huán)節(jié)，甲類卷煙為56%、乙類卷煙為36%，雪茄煙為36%，煙絲為30%。批發(fā)環(huán)節(jié)，對所有卷煙按11%的稅率征收從價消費稅。

只要將貴州茅臺的消費稅率提高至香煙水平，就可以完全放開茅臺酒的銷售和價格，廢除經銷渠道，廢除統(tǒng)一定價，廢除銷量配額，所有煙酒商店均可采購銷售，價格自定，利國利民。

不過，直至今天，貴州茅臺仍然沒有找到解決“價格雙軌制”問題的辦法。

在2021年初的經銷商大會上，茅臺提到了第三方渠道直銷投入的問題。茅臺方面表示，茅臺將把市場統(tǒng)籌作為關鍵任務，持續(xù)優(yōu)化自營體系，統(tǒng)籌實施非均衡精準投放，同時以商超、電商、團購等渠道為重點，加大直銷投放力度，實現新老渠道的錯位發(fā)展、互為補充。

但這只不過是換了個花樣，依然是“新瓶裝舊酒”，毫無意義。目前，單瓶53度飛天茅臺的市場價格為2800元以上，直奔3000元，這與1499元的市場指導價相去甚遠。

貴州茅臺按計劃配額投放在蘇寧、京東、天貓電商平臺上，更是加大了草根炒酒的僥幸。你打開近期的短視頻搜索，就有許多主播分享線上搶購茅臺的技巧和攻略。比如，蘇寧非會員只能在每周一、三、五搶購茅臺，但只要每年繳納149元會費就可以成為蘇寧普通會員，每周一至六均可以參與搶購茅臺的活動，搶中者按固定價格1499元付款。有個小伙子在一個月內從蘇寧和京東共搶中5瓶53度飛天茅臺，他在天貓沒有搶中。他說成交價1499元，轉手可賣2500元，5瓶可賺5000多元，比打工劃得來。還有一位神秘主播說一次下單搶到了200瓶。

長此以往，貴州茅臺將成為繼“房住不炒”后的第二個反面典型：“酒炒不喝”！從全民炒房轉向全民炒酒？

由此可見，貴州茅臺三大危機之首是“價格雙軌制”，這是權力尋租與制度腐敗的根源所在。因此，貴州茅臺必須砸碎“饑餓營銷”的計劃經濟模式，全面、徹底放開酒價和銷路，還奢侈品本來面目，還有錢人消費的自由與公平。切莫以照顧窮人為借口，管制價格和銷量。

貴州茅臺如果不能徹底廢除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營銷模式，則權力尋租與制度腐敗難以根除。更何況，茅臺畢竟只是燒酒，其銷量與價格的完全市場化，不會有任何阻力，只會對貴州茅臺更有利，而且也絕對動搖不了國之根本，其酒價完全市場化也不會影響國計民生，甚至扯不上半毛錢的關系。

最后提醒各位：請不要過度“神化”貴州茅臺！讓它安靜地揭開面紗、走下神壇，還原燒酒的實質。